国际捐卵代孕

跨国代孕婴儿的疫情关:“代孕之都”弃养婴儿照片的背后

2020年疫情期间,一张乌克兰代孕机构的照片被打上“代孕婴儿遭弃养”的说明,在网上流传。据南方周末采访得知,目前这家机构的代孕婴儿已全部被接回。 (视觉中国/图)

郑爽疑似弃养代孕婴儿风波下,一张照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一间装潢富丽的房间里,整齐地摆着四排透明婴儿床,里面是数十名刚出生的婴儿。随之一起传播的,还有引起观者不适的图片说明:“代孕遇到新冠病毒,婴儿囤积,家长拒收。”

事实上,这张照片截取自2020年5月乌克兰最大代孕诊所BioTexCom发布在官网上的一段视频。

“这边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宝宝,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国、法国、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墨西哥、葡萄牙……”视频中,一位戴着口罩的女性诉说,由于乌克兰在春季采取边境封锁措施,许多父母无法接回代孕婴儿。BioTexCom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将婴儿集中在酒店育婴房照看,“很艰难,但我们可以应付”。

“目前,所有孩子已被父母顺利带走。父母到乌克兰的最长等待时间为4个月,这是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因为他们工作而无法离开中国。”2021年1月22日,BioTexCom邮件答复南方周末,该诊所在2020年共有87名代孕婴儿滞留,其中36名来自中国。

因为代孕完全合法且较低的费用,近年来代孕生意成为乌克兰一大产业,该国也被媒体冠以“代孕之都”之称。不仅是在这一“代孕之都”,在美国多个代孕合法州,也因疫情出现了婴儿滞留或“回国难”的情况。

在美国工作的华人月嫂李珍妮(化名),疫情以来已经照料了4名中国客户的代孕婴儿。过去,一些希望亲眼见证婴儿出生的中国客户会在代孕妈妈临产前到达美国,然后与婴儿一同回国。而疫情之下,这一选择实现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李珍妮照料的代孕婴儿,出生3个月便经历了3次离别:第一次是离开代孕妈妈的子宫,来到李珍妮的住所;第二次是离开李珍妮,被送上辗转回国的旅途;第三次是离开在旅途中看护的送机月嫂,来到等待多时的中国父母手中。

海外代孕机构、代孕中介、月嫂……新冠疫情冲击下,代孕“摆渡人”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边境封锁的滞留时刻

 

过去的2020年,长居苏州的一家乌克兰代孕中介公司经理葛磊(化名)没有接到新生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安抚2019年接下的四十多对中国客户:代孕妈妈十月怀胎后,婴儿出生了,却滞留在乌克兰。

如今回想,2020年3月是导致代孕婴儿滞留乌克兰的关键时刻。3月3日,乌克兰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月14日,乌克兰宣布在48小时内实施封闭边境政策,外国公民不得入境。27日,乌克兰确诊病例达到281例,边境彻底封闭,包括离境的乌克兰本国人,都无法再次进入乌克兰。

封锁令来得突然,却也并非毫无预兆。葛磊告诉南方周末,2020年1月末,中国疫情严峻,乌克兰政府亦在各类社交账号上发布可能封国的消息。“那时候,我在国内,哪也去不了,都在盯着乌克兰的消息,看乌克兰确诊新冠的人数节节攀升。”

有的中国客户选择冒险一试。

葛磊回忆,2020年3月初,乌克兰的确诊病例还是个位数时,一名女客户急于见孩子,赶去了乌克兰。她的丈夫因为工作耽误了几日,还未入境,封锁令先降临。

女客户和代孕婴儿被困在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租住在一间公寓里。

“她没有养过孩子,很多养育的知识都不具备,很焦虑,因为孩子一直在哭闹。我们安慰她,教她育儿知识。”婴儿早产,抵抗力弱,经常咳嗽。女客户不愿冒险去人员杂乱的医院,但对着中国朋友开的药方,在乌克兰药店始终买不到完全相同的药。葛磊只好通过国际物流给她寄药,孩子服药后病情改善。

与其他代孕婴儿相比,这个孩子或许还算是幸运儿:虽然在乌克兰滞留了半年,直到2020年9月才回到中国,但至少拥有母亲的陪伴。

“尊重的BioTexCom客户们!如果你们由于疫情不能出国,我们公司将负责所有跟新生的孩子有关系的事情。孩子要出院,他被保姆和中国部门经理接的。后来经理会向父母发所有的信息及孩子的照片。”这段不太通顺的中文告示,至今还挂在BioTexCom官网上。

BioTexCom告诉南方周末,该诊所约一半客户来自中国。他们聘请了有医疗背景的保姆照顾新生婴儿,这项费用原本是每天50欧元,疫情以来下降至25欧元。

而在美国,导致代孕婴儿滞留的关键时刻,甚至出现得更早。

美国加州试管婴儿生育科学中心中国区总经理Mike Cheng告诉南方周末,2020年1月,他还有新客户来到美国做试管婴儿或代孕。1月底,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级别——警告所有美国公民,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入境禁令也随之生效——从中国大陆返回的美国公民将接受健康检查和长达14天的隔离。

2020年2月1日,所有美签全部暂停,达美航空暂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Mike的新客户彻底消失了。

Mike回忆,有十几对代孕婴儿的中国父母于2020年1月中下旬赶往美国,有的成功将孩子“抢接”回国,也有的和孩子一同滞留美国。

其中一位在中国某银行任管理职务的母亲,给Mike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提前沟通,这位母亲在入境禁令的决定性时刻突然出现在美国。Mike在电话中问:“你不是不能过来了吗?”她回复:“我把工作辞掉了。”

“少则两月,多则一年”

 

Mike自称,他所在的中心是南加州地区最大的代孕公司之一,主要面向华人客户。过去的2020年,该中心照顾了近两百名代孕婴儿,其中一百多名已被陆续接送走,目前仍有四十余名婴儿被委托照顾。代孕婴儿的滞留时间,少则两月,多则一年有余。

虽然中国客户可以不入境美国,委托中介全权代理将孩子送回国内,但疫情期间,天价回国机票一票难求,孩子的旅行证及出生纸三级认证的办理,也都只能线上向大使馆申办。“滞留成了长期问题。”Mike说,“整个回国流程顺利办下来,至少个把月。”

Mike从2014年进入代孕行业,已经接待超过1100对中国客户。他发现这些客户有一个共同特征:事业非常成功,经济实力雄厚。其中有无法生育的寻常夫妻,有希望拥有二孩(通常是男孩)的大龄夫妻,有同性恋伴侣,也有单身女性。

目前中心里唯一一位已滞留一年多的代孕婴儿,属于第一类。婴儿母亲近四十岁,丧失生育能力,找了一名美国当地捐卵人。“他们没有签证,进不了美国,又不想冒险(委托中介)让孩子坐飞机回国,孩子就一直由我们照顾。”

而选择乌克兰代孕的中国客户,必须入境乌克兰才能接回孩子。因为根据当地法规,代孕婴儿须办理公证及亲子鉴定等手续,这一过程中,婴儿的基因学父母必须在场。

2020年3月的封锁令,拦住了准备入境乌克兰的中国父母。葛磊回忆,封锁令刚下达那几天,他既要忙着远程帮临近出生的婴儿找月嫂、安排住处,又要一遍又一遍地与焦急的客户解释沟通。刚开始还耐心安抚,后来着急起来,他也反问客户:“航空公司连机票都没有,难道你开车偷渡过去?”

葛磊是2016年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代孕行业的。当时,乌克兰的代孕机构已经达到120家左右,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公立医院,只向乌克兰本地或俄罗斯、东欧国家居民提供代孕。第二类是十几家大型私人诊所,服务中国客户的代孕中介主要与他们合作;BioTexCom是其中规模较大的,每年可服务客户200对以上,高峰时达到500对。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草台班子”,一名医生、几名护士,租四五间房充当药品室、取精室、手术室,这样就能开张。

入行遇到的第一对客户,家中并不富裕。夫妻俩想要孩子,但女方已经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葛磊多次语气激动地向南方周末申明,选择乌克兰代孕的客户大多不是有钱人,“大部分是怀不上孕、家中攒了积蓄后才找到我的工薪家庭”。

2020年6月,乌克兰恢复出入境航班,但中国父母赴乌接婴儿的高峰期却迟至9月才到来。原因正是客户财力不够雄厚。

刚通航的2020年6到8月,中国赴乌克兰单程机票涨至两万元人民币。而在疫情以前,往返机票共计六千多元。“四五万机票钱多出来,对于(工薪)家庭来说,可能一年才能攒得出来,而且还要请将近两个月的假。”

等到机票价格降下来,2020年9月,葛磊陪客户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办代孕婴儿的出生证时,看到十几对中国父母排在门外。滞留婴儿终于被一个一个地领走,葛磊感觉自己都“有点麻木了,没有什么激动不激动”。

“只希望你多抱一下宝宝”

 

疫情推迟了代孕婴儿与父母相见。葛磊想的办法是,在每辆婴儿车上装摄像头,让父母能够随时随地看见自己的孩子。

Mike负责的代孕婴儿自出生起,就被安置在别墅内,由专业月嫂24小时照顾。月嫂每日会和父母进行一到两次视频交流,汇报孩子一日生活动态,包括每餐奶量、大小便情况、睡眠与娱乐情况等。在出生当天、第7天、第28天,月嫂还会在代孕公司专车的护送下,陪同孩子前往医院体检、复诊、打疫苗、补充营养滴剂。

进入202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航空公司运营的往返中美直飞航班增至每周两班,滞留美国的代孕婴儿渐渐被父母接回中国,或由送机月嫂送回中国。Mike说,来接孩子的父母下了飞机以后第一时间就去别墅,“见到宝宝那一刻,一般都流泪了”。

2021年1月末,李珍妮将疫情期间照料的第4位代孕婴儿交给送机月嫂后,心里觉得空荡荡的。“跟宝宝待的时间长,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在这段时间,我充当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在月嫂这一行,李珍妮有3年从业经历。疫情暴发前,她主要在赴美生子月子中心打零工,照顾正常妊娠的宝宝,一年平均能照料10个宝宝。从2020年5月开始,超过六成的常规月子中心倒闭了,许多同事转行从事家政保姆、餐饮服务,也有的干脆回国。而李珍妮选择来到代孕机构继续做月嫂。

李珍妮没有觉得,代孕婴儿与正常妊娠的婴儿有何不同。只不过,以前在月子中心,婴儿的母亲也能分担一点照料工作。而代孕婴儿的母亲远在中国,李珍妮必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看护婴儿。即便上厕所、刷牙、洗脸,她都会把移动的婴儿床推到洗手间门口,确保婴儿时刻在自己的视线内。

客户选择代孕的原因,李珍妮不会主动打听。但她听一位男宝宝的母亲说起,夫妻俩曾经生过一个女儿,上高中后生病去世了。“她年龄偏大,45岁左右。代孕的宝宝,和她之前那个宝宝(去世时),估计中间隔了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她已经从那个记忆中走出来了。”

“我到不了美国,我只希望你多抱一下宝宝,给宝宝足够的安全感。”代孕婴儿出生前,月嫂、中介、中国父母三方会开一个视频沟通会。有一位女宝宝的母亲,请求李珍妮代替自己多抱抱婴儿,填补母亲怀抱的缺失。

李珍妮像母亲一样培养婴儿的固定作息:早上7点准时起、11点晒太阳、下午4点读唐诗、6点半准时睡。天气晴好的日子,她抱着婴儿来到别墅的后院。有时,碰上别墅里其他两位带着代孕婴儿的月嫂,三人便一起聊孩子当日喝奶量,给孩子做四肢操、晒太阳。

信任的建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李珍妮也遭到过客户的质疑。有一回,她照料的婴儿深夜哭起来。李珍妮想观察一下,确定婴儿哭的具体原因后再对症解决。中国这时还是白天,婴儿母亲正好在看摄像头,立即打来电话厉声责问:“为什么宝宝哭了,你却不抱她?”

每一个代孕婴儿,李珍妮都要照顾两三个月,直到中介办好婴儿的回国手续。时间让李珍妮和婴儿之间产生情感牵绊。她记得有宝宝在两个半月的时候,眼睛会随着她的步伐游动,一看不见她就哭;也有宝宝在回国前夕,她与送机月嫂做交接时,因为闻不到她的味道不断惊醒。

每一次送别,李珍妮都感觉情感纽带被剪断。在照料的第4位代孕婴儿回国前一天,她整整抱了孩子一晚上,始终不舍得将他放入婴儿床中。

弃养属于罕见情况

 

疫情给代孕婴儿回国制造了许多难题,但目前尚无统计数据显示存在弃养情况。

在代孕机构集聚的美国加州尔湾市,一家中小型代孕中介的经理许巴(化名)告诉南方周末,他从业六年多,接待了五百多对客户,只发生过一例弃养。这名婴儿的“父母”是两位美国男性,2018年,在找到捐卵人、胚胎移入代孕母亲子宫不久,两人便分手了。等到婴儿出生,两人都杳无踪迹。最后,健康的婴儿被送往了当地福利院。

在许巴看来,弃养在代孕行业是比较罕见的情况:“正常父母再怎么样都会要孩子,哪怕是离婚。”不过,也有纪录片揭示,有先天缺陷的代孕婴儿在乌克兰出生后,被来自他国的父母放弃。

葛磊称从2016年入行以来,还未遇到过自己的客户弃养。郑爽风波给海外代孕带来的汹涌讨伐,让他感到委屈。除了2020年生意受疫情影响断崖式下跌,过去几年,中国客户对乌克兰代孕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长。一个个代孕婴儿出生后,客户会给他带来土特产表示感谢。

葛磊知道,中国法律目前不支持代孕,但他强调自己的工作没有直接触犯法律:“从事代孕医疗是不允许的,但(中国法律)没有说不允许从事(代孕)中介,对吧?”

“如果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不让代孕孩子回来,那我们行业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葛磊认为,当下的舆论并不会真正打击到中国赴乌克兰代孕产业。他在耐心等待疫情结束,行业复苏。

在乌克兰和美国以外,泰国也曾是中国客户的代孕选择。但是,自2015年7月30日起,泰国禁止外国人寻求商业代孕法案正式生效,违者有可能会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在仍旧庞大的市场需求下,部分代孕中介瞄准灰色地带,将柬埔寨、老挝等代孕法规尚不明确的东南亚国家作为中转地,将泰国代孕母亲接来完成胚胎移植,然后送回泰国。等到临产前,再将她们送去中国生子。

然而,疫情期间,由于泰国封锁了边境,许多代孕母亲只能留在当地产子。据泰国新闻网站The Thaiger在2020年5月的报道,警方在曼谷一间房间内,发现了7名即将临盆的泰国代孕母亲和一位出生仅20天的孩子。最终,所有涉事的医生和中介人员被抓捕,将面临贩卖人口罪的控诉。

2021年1月26日,南方周末拨通一家泰国代孕机构的咨询电话,接待人员用中文表示,现在还可以做代孕。但在南方周末表明记者身份后,接待人员立即挂断了电话。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钱昕瑀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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